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，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，西方近代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，我们怎么来把握在社会层面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因为习总书记最近一直在讲我们有中国的国情。国情是从价值体系来的，这个中国特色价值观的特色、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情。

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近代相比，有很大不同。

第一个特点是“责任先于自由”。就是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、对社群，甚至对自然所附有的责任。责任意识非常强。我们讲以天下为己任，孟子就讲过了。古人在汉代就明确要以天下为己任，己任就是责任。从古代先秦的“君子”到汉代的士大夫，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，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心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汉代思想到宋代的士大夫，代表就是范仲淹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种忧乐以天下为先，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。

第二个特点，是“义务先于权利”。西方近代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，但我们儒家思想里，强调的是义务。梁漱溟，他在山东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践，在这个实践里边，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系，义务为先，互相承担义务，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。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，就特别强调义务感。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义务感，决不仅仅指一个人的家庭义务。家庭义务是必需的，义务还要从家庭放大，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，从宗族（就是古代社区），再到郡县、国家、天下。中国人的伦理观念，特别强调义务感，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。

第三，“群体高于个人”。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，但是我们中国的以人为本，不是讲的以个人为本，还是以群体为本，所以群体是高于个人的。责任先于自由、义务先于权利、群体先于个人，这是中国人古代价值观的特色。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非常开拓，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，一个地区主义。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，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，是大天下情怀。《论语》里讲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《礼记》说“以天下为一家”。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，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，中国人早就把这个“家”的概念、“家”的关系扩大、扩充了。

第四，“和谐高于冲突”。看看文化史会发现人类的文化里充满冲突，充满斗争、流血。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和谐。西方的文化强调个人，总以自我为中心，克服别人、占有别人，排斥异教。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非常残酷，但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。两次世界大战，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。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，在东方侵略。所以我们从价值观来讲，因为中国传统“和”的理念，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上。历史上，当然我们也有个别帝王发动侵略战争，但总体讲，这些皇帝的作为是违反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，在主流价值观中是受到批判的。中国是以安土睦邻为先，总体来讲，我们强调和谐高于冲突。

传统价值观的转型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责任先于自由、义务先于权利，这个“先于”今天还要坚持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，我们没必要跟西方人一样，什么都是个人权利为先，伸张个人的要求为先。但对这一点不能极端地理解：比如责任先于自由，但完全否认自由是不对的；义务先于权利，但完全忽视权利，也是不对的；群体先于个人，但不尊重个人、不关心个人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如果我们想把传统价值观的传统转化，加以发展，我们要坚持这些“本”“先”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“被先于”的内容。

儒家的以民为本，今天我们还须坚持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，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，要坚持以民生为先。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，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，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。今天要将此加以现代性的转化，法制建设要加强，民主建设也要加强，要扩充社会主义民主，保障大家的权利，包括政府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今天如果把传统价值观加以发展，我们在坚持民本、强调民生的同时，也要注重民主。

第五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，是比较重视公平和平等的。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，就是平等比财富更重要，所以不患贫、不患寡，患不均、患不安。

经历了“文革”，经过了人民公社时代，我们知道，对均平的追求，不能变成只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，完全忽视社会发展。现代社会，我们应该允许财富和财富增长的追求，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当然我们最终是要推向共同富裕。要正确、辩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的差距。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问题，也是个辩证把握的哲学观念问题。（陈来）